【案情概要】

黄某于2011年2月14日入职A公司，签订了书面劳动合同。 根据查询，黄某养老保险首次参保时间为2013年4月，医疗保险、失业保险首次参保时间均为2013年5月，工伤保险首次参保时间为2005年8月，生育保险首次参保时间为2011年4月，2013年5月至2019年12月期间公司均为黄某参加了社保。2019年12月25日黄某向A公司五个地址均邮寄了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》，以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等为由要求解除双方劳动关系，并要求公司支付其经济补偿。2020年1月10日，黄某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，要求A公司支付其经济补偿31907.97元。该案后经一审、二审、再审。

【争议焦点】

黄某以A公司未依法为其缴纳社会保险费为由、要求解除劳动合同的主张是否成立？

【判决结果】

仲裁：不予支持

一审：不予支持

二审：不予支持

再审：驳回

【蓝白评析】

《劳动合同法》第三十八条规定了用人单位“未依法为劳动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”，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，并向用人单位主张经济补偿金。那么，对于劳动者解除权的行使有时间限制吗？

对于劳动者单方解除权行使的时限问题，法律暂无明文规定，但是从各地的司法实践来看，普遍存在两种不同的观点：

一、“形成权”说：以本案为例，一二审法院皆援引了《合同法》和《民法通则》中关于形成权的规定，认为黄某享有的解除权系形成权，形成权的行使受一定期限限制，黄某对该事实明知且未提出异议，而2013年5月之后至离职的六年多时间内A公司均足额为上诉人缴纳了社会保险，即违法事实已经处于结束状态而非持续状态的情况下，作为享有解除权的一方在长达六年时间里没有选择行使解除权，是对权利的怠于行使，故其解除权已经消灭不再受法律保护，黄某以A公司未为其缴纳社保为由主张解除劳动合同的理由不成立。

二、“合理期限”说：部分法院认为劳动法、劳动合同法及其实施条例等均未规定劳动合同单方解除的期限，且劳动合同的解除权与民商事合同有重大差别，劳动合同的首要目的是实现稳定就业、保障劳动者享受工资等基本权利，而非平等民事主体间的交易，故直接适用民商事除斥期间的规定，于法无据。但是，该解除权应当在合理的期限内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程序行使，不能无限期享有该权利，否则会使劳动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的被动状态。

由此可见，目前实践中大多认为解除权的行使需要受到时间限制，因此，无论是对劳动者亦或是用人单位来说，解除权一旦触发，即应积极行权，避免贻误时机，对于行权期限的界定问题各地口径不一，也赋予了法官较大的裁量空间，蓝白建议在当地无特别规定情形下最好不要超过一年。